傳統風水術在中國社會上的影響，一言以蔽之，可說是極為廣泛而深遠。從陽宅風水來說，大至統治者建造都城，小到民間住宅一灶一門的設置，都是陰宅風水中的內容，也就都在其影響范圍之內3舉例來說，西周初，都洛邑，用重臣周公、召伯“相宅”，即選擇城址，制訂規劃。東漢時，社會上廣泛信守“西益宅”不祥的禁忌，“舉世不敢西益宅”。這些我們已經在前面提到過。到元代，大臣劉秉忠官至光祿大夫、太保，精通陰陽風水之術，曾相地建造元上都C在內蒙多倫縣h又在建造元大都（今北京市）的過程中，從選擇基址，到全盤規劃，都由他主持其事。王侯大臣建造府第也奉行風水學說，如南宋名將楊和王在杭州建造住宅，佔地極廣，自居中央，把幾個兒子安排在周圍。房子落成後，他為炫權住房的華麗雄偉，開開大門讓眾人進來游賞，有一位通曉風水術的和尚也前來觀玩，看完後對楊和王說，您的房子是烏龜形的，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楊和王當時正受到皇帝趙構的寵信，於是立即請求皇帝允許他引來湖水環繞自己的住宅。皇帝當即答應，楊和王火速開工，日以繼夜，僅用三天時間就在住宅周圍鑿成數百丈長的溝渠，引湖水灌注。後來言官聞事上奏彈劾他，趙構還為他辯解，免去追究。甚至封建政府官員修建有關工程也要遵從風水學說，清代杭州科舉放盛，歷年都能取中許多進士、舉人，稱譽一時。不料在梟慶、道光之後，漸漸不如紹興科舉之盛；咸豐同治年間，連南京也趕不上了。縣官丁松生認為這是府學衙門風水不佳的緣故，所以在光緒年科舉考試之前，特地請風水先生來對大門方向進行改造，又將院中的五魁亭修飾一新，說來也怪，當年考試杭州人就有三十名中了舉人，有一人還考取了第二名，人數之多遠遠超過了其他州縣。有時，風水學說甚至被封建官吏用來達到某種目的，如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駐軍在安徽祁門，准備拆除東南城牆建造碉堡，以資守御。當地人都不同意，與論大嘩。曾國藩遂批示口：“撤盡東南城，永遠發科名。西北留一截，科名永不絕。”意思是說拆除祁門東南邊的城牆而留下西北，風水就好了，可以保證祁門人永遠有中舉做官的幸運。結果，當地人果然不再反對，城牆順利地拆除了。一般封建士大夫當然也廣泛地贊同和相信風水學說，淸代有一位朱壽墉，自幼至老，虔奉風水。光緒年間，他到河南開封做官，當地有一位縣令高錫麟精通陰宅風水，自薦為朱壽墉相宅，且不說朱家開門安灶要由高錫麟來決定，就是屋內安放一隻床一張桌子的方位，也要經高同意而後可。

《黃帝宅經》序中曾說，“上之軍國都城及大型建築，次及州縣城邑，下到村落市鎮，乃至山間的廬舍，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吉凶禍福，都是遵從風水學說。”民國時期有人提出，各門近代地理科學，都是從堪輿地理發源的，中國的大都市、大商埠，也都不能脫離風水學說的范圍。近年有學者認為，對數千年來風水術加以總結，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一切建築活動幾乎無不受到風水術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源遠流長，至今仍在發生作用。目前國內一些地區，主要是在鄉村，有些人建造住宅依舊遵信風水學說。尤其是近幾年，農村建造住宅較多，有些地方建房必邀通曉風水的人來相地視宅，甚至逐漸演成風氣。在港台及海外華人聚居區，由於風水術不在取諦之列，沒有限制，發展也更為自由，出現了所謂“現代風水學”，將過去不適應工業化社會住宅的內容加以改造，尋龍捉脈變成了主要講求坐向方位。例如，過去講居宅某方有山峰高插霄漢，則主人家將有領袖群倫之偉大人物，現在則說居宅某方有二三十層高樓大度，則主兒女大貴等等。“現代風水學”對傳統風水術的改造，頗能迎合社會現實和人們的心理，又著重宣揚一些救貧致富、求吉避凶的功效，所以在海外還有較大影響。據報載，美國紐約華人街風水先生十分吃香，華裔居民紛紛邀請其看陽宅風水，生意格外興旺。由此我們可以略窺海外現代風水學之一斑。

中國的傳統風水術的影響甚至波及他國，如古代朝鮮就把中國風水學說照搬照用，建立起一門風水地理學說。其主要理論依據還是中國的鬼神吉凶、陰陽五行八卦等。十四世紀時，朝鮮李朝建始人、著名皇帝李成桂就曾經根據和尚的建議遷都漢城，因為據說漢城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周圍的地理環境符合風水地理學說的全部要求，是標準的吉地。又如日本有松浦琴鶴氏所著《八宅明鏡圖解》、《三六九星吉方圖解》等風水著作，可見日本也曾接受和傳播過中國的風水學說。

陰宅風水在中國社會上的影響比較陰宅風水要更為明顯和深入。人生百年，無論帝王百姓，終有一死。《紅樓夢》上說得好:“終須一個土饅頭”是也。帝王之陵，氣勢闊大；百姓之墓，荒墳一丘。但是，正所謂“故卜宅安厝，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今共之。必親之體魂安，庶人之子心安。”陰宅風水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傳統上普遍實行土葬和儒家學說推崇祖先崇拜。先秦時期的墨子曾經直斥儒學，“厚葬靡財而貧民”，是一針見血的批評。如果我們大致考察一下歷代帝王陵墓，就會發現，這些陵墓基址的選擇幾乎都與陰宅風水學說若合符節。從歷史記載上來看，梁武帝、隋文帝都曾命人為貴嬪、皇後墓，已見前引。到宋代，帝王或其後妃的陵墓墓地選擇，最少有五次是堪輿家參與的。如宋太祖趙匡胤永昌陵在河南鞏縣，即由司天監通曉風水的苗昌裔選定，時號其地為“山高水來”之吉地。甚至曾在選地過程中因意見的不同，掀起政治風波，大興獄訟。有名的大儒朱熹也曾因學生蔡元定的緣故，捲入孝宗趙夼山陵基址的紛爭。肖時南宋前六帝都葬在紹興，蔡元定及朱熹卻認為紹興地薄土瘠，不宜作為帝陵，主張將趙葬在杭州，結果受到朝中大臣的攻擊，蔡元定岡此而遭貶謫，朱熹也受到排擠。清代本為少數民族的滿族立國，但也很快接受了漢族傳統的風水學說。史載，順治皂帝愛新覺羅福臨有一次到遵化打獵，至一山下，勒馬四顧,說：“這座山王氣旺盛蔥郎，大非一般，以後可作為我的墓址。”因取手上佩帶的扳指用力向外扔去，告訴左右隨從：“扳指落下的地方即為墓穴所在，即時開工建造。”後來有精通陰宅風水術的術士看到，感到非常驚異，因為這塊地方完合符合陰宅風水對吉地的規定。

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信奉風水學說，遵照有關規定為祖先父母選擇墓地的則更為多見，不知凡幾。不少封建士大夫還諳練風水術，例如陏代蕭吉，官上儀同；晉代郭璞，官尚郎；唐代嚴善思，官監察御史；宋代張晌，官磁州知州明代駱用卿，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清代董達存，進士；董士錫，舉人，官州判等等。他們身居高官，推服風水學說，甚至身體力行，為人相墓看宅，自然造成很大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有些人狂迷地相信風水學說，有時為了給父母長輩選擇一塊好墓地，不惜傾家盪產，長年停柩；或因兄弟之間意見不同，反目為仇；或與他人爭奪吉地，釀成慘劇。這種風氣在明淸時期尤甚。明代項喬著《風水辨》，形容社會上的這種情況說；“亊親不可不孝，論理不可不詳。不以便安其親而動求利其子孫，或貧地而暴柩，或爭地以破家，或兄弟感於某山某枝之說，而反為仇讎；至有終身累世不葬，遂失屍柩，不知其處者。”最後竟然連死者的屍體棺材都找不到了。著名的《聊齋志異》中有一段故事雖然可能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我們把它譯成白話引在下邊，讀者由此可見陰宅風水術在中國社會上的影響。